我是1955年从新加坡回国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激起了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情怀，引发了东南亚地区许多青年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祖国的热潮，我就是它们当中的一个。我是家中的独子，生活条件还不错，但不想落地外乡，决心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尽点微薄之力。

而今我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生活了六十五个春秋，和祖国人民一起经风雨见世面，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也和祖国人民一起步步走向胜利，迎来今世的辉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对国家和人民没有什么贡献，但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部门对我们广大归侨缺关怀备至。八零年的春天，中共大兴县委统战部引导我参加中国致公党，还让我当了二十年的大兴政协委员，这是党组织在政治上对我的信任和关心，使我受到了党的教育，提高了觉悟，党和政府在生活上对我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在黄村发展初期，大部分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在住平房的时候，政府就分配一套楼房给我，而且是面积较大层次最好的二楼。一九八四年我双亲回国定居，县政府又分配了一套面积较大的房子给我们家，也是层次最好的三楼，而当时政府副县长却住在同楼门的五层，当时的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却住在六楼，这件事让我们全家深受感动，国家对归侨的照顾胜过生身父母，让我们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当我年过八十时，我所在的黄村中里居委会常给我送到生日蛋糕，每年还送大葱和大白菜给我们。今年大兴民政局还送一些生活用品，大兴侨联和大兴致公党总支还上门慰问并送好几样慰问品，这种爱民爱老的举措只有中国在做，我想世界各国闻所未闻。在国门开放的1977年，我的不少同乡和同学都出国了，而今他们大部分居住在香港，每逢相聚，他们都说我当年没有走出去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生活比他们好得多，他们也明白我身后有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

去年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的斗争中有我们伟大的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使抗议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在新加坡的亲友和定居美国、加拿大的三个孩子都深受感动，他们庆幸自己是中国人，庆幸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抗击疫情尚未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我已到耄耋之年，不能为抗疫做贡献，却得到组织的关爱。在这个抗议的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做好个人防护，不要给抗议斗争添乱，不给组织添麻烦。我将继续向海外亲友和我的孩子宣传我们抗议斗争的意义，宣扬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伟大的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