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文首发《北京晚报》，有改写。

  古都北京有着深厚的冰雪文化资源与悠久的冰雪运动传统，距今已逾千年。

一、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冰雪文化

早在辽金时期，冰雪运动就已经在辽南京析津府，以及此后金中都的周边地区广泛流行，每逢隆冬便不乏溜冰戏雪的人群。

冰雪文化盛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建立辽代的契丹族，与建立金代的女真族，均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冬季的白山黑水之间气候严寒、积雪过膝。长期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生活、狩猎，使契丹、女真等民族形成了擅长滑雪、跑冰的民族特点，对于爬犁等冰雪交通运输工具更是驾轻就熟。

更为重要的是：契丹人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进行踢冰球运动的民族。考古实物出土的辽代“冰球”为铁质，形状类似馒头；后世的“冰蹴球”实滥觞于此。

另一方面，生活在北京及其周边的汉族，也对冰雪娱乐情有独钟。每逢冬日便制作“凌床”，类似时下的冰车，由人力牵引，在冰上拖拽前进，行之如飞。

是故，当契丹、女真政权在北京建立陪都、首都之时，自然而然地将原本盛行在辽河、嫩江、黑龙江以及长白山的冰雪特色带入了北京，并与当地固有的冰雪娱乐相融合，在保持冰雪器具交通运输作用的同时，逐步发展出适应百姓需求的娱乐竞技项目。北京地区的冰雪文化实滥觞于此。

尽管年逾久远，现存的辽金时期冰雪运动的记述比较模糊，挖掘难度相对较大。不过，同样由东北定鼎中原的清代，且相关著述较辽、金时期更为充分，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挖掘史料的空间。

清代满族是金代女真之后，主要以狩猎为生。每至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无论是人、马皆举步维艰，给捕猎造成了极大困难，因此向鄂温克、赫哲等擅长冰雪运动的民族学习了滑行技术，演变成为自身的冰雪文化。

二、后金及清初的冰上盛会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对八旗将士的冰雪素质格外重视。在这种背景下，一场隆重的冰上盛会在天命十年元月初二（1625年2月8日）正式开幕。

努尔哈赤携率众位福晋、满蒙贝勒、以及汉官眷属来至东京城（辽阳）城外的太子河畔，在冰面之上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盛会，具体项目包括满族传统的“踢行头（冰球）”、“跑冰”等等。

此事记载在《满文老档》，由于转译、句读等原因，致使部分学者产生了一种误读：认为在天命十年冰上运动会中，踢行头是“男子项目”，跑冰则属于“女子项目”，实则不然。

《满文老档》对此次冰上盛会进行了详细描述：

诸贝勒率随侍人等玩球二次之后，汗与众福晋坐于冰之中间，命于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先将银置于十八处，令众汉官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继之，将每份二十两银置于八处，令蒙古众小台吉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八名妇人各赏银十两。继之，将每份银二十两、金一两置于十二处，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之众福晋等跑之，众女儿、众贝勒之妻及福晋等先至而取之，蒙古众福晋落于后，故赏此十二名女儿金各一两，银各五两。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诸贝勒及侍从在冰球运动之后，并未退场，也参加跑冰运动，“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即是其赏金。部分学者误以为“头等各二十两，二等各十两”是下文“汉官之妻”跑冰的赏金，即是对上下文的理解有误，亦不了解彼时后金的政治环境。

彼时的女眷也被分三个等。先后出场的汉官之妻、蒙古众小台吉之妻，以及压轴出场的汗众女儿、众贝勒之妻、福晋、蒙古之众福晋等，属于三个递进的群组，身份地位的差异也折射在赏金的数量上。其中第二组“蒙古众小台吉之妻”之中的获胜者，赏银也仅仅是二十两；作为归附汉官之妻的奖赏，明显应少于二十两之数。

当然，无论赏银多少，丝毫不影响大家参与冰嬉运动的热情，尤其是女眷们的跑冰运动，时而有滑倒于冰面者，惹得努尔哈赤“观之大笑”。

就在两个月之后的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便离开了定都不满四年的辽阳，迁都沈阳。虽然当时参加冰上运动会的百官并不知情，但在努尔哈赤心中实际上是用这场史无前例的冰上盛会，作为自己辽阳统治时期的谢幕，足见冰雪文化在这位大汗心中的份量。

迁都盛京之后，满族君主仍保持着举行元月冰上盛会的传统。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分别在元月初八、元月十五日，于浑河冰面之上举办了以“蹴鞠之戏”为主题的两次冰上盛会，藉此増强八旗将士的冰上运动技巧。作者/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发《北京晚报》。

三、乾隆皇帝“定国俗”与《冰嬉图》

明清易鼎之际，满族将关外的冰雪文化传统带入中原，并日渐强化。清代皇室进行冰雪运动的地点，主要在太液池（西苑三海），也就是今天北海和中南海的统称。康熙朝即在此举行“冰上掷球之戏”。

按高士奇在《金鳌退食笔记》中的描述：“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伍而立。以皮作蹴，掷于空中，俟其将堕，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一减之令远，喧笑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所着之履，皆为缺齿，行冰上不滑也。”

至乾隆朝，冰雪文化达到了新高潮。

一方面，弘历本人对冰上运动倍加青睐，不仅时常乘坐“冰床”，更付诸创新，设计出加装了炭火的“暖冰床”。乾隆十六年(1751年)冬，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从西郊畅春园返京之际，就是乘坐暖冰床返京，缓解了沿途的寒冷，至西直门外换轿回銮。

另一方面，乾隆帝下旨定期举办太液冰嬉大典，并诏谕宫廷画师金昆、张为邦和姚文瀚等人多次绘制《冰嬉图》。更重要的是：清高宗弘历在《御制冰嬉赋》中第一次将“冰嬉”上升到“国俗”，“以肄武习劳，隐寓练戎之意，不徒供岁时娱玩也”，达到了与清语（满语）、骑射、摔跤并列的高度，并制定了相关礼仪规制，使之制度化。

为了使“太液冰嬉”更加规范，乾隆帝规定每年十月，由专人从八旗以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按照每旗定数遴选善走冰者二百人，进行冰上训练，准备冰嬉大典。至于冰鞋、行头、弓箭、毬架等器具，均由内务部筹备。

故宫博物院庋藏有金昆、程志道和富察·福隆安等人奉旨绘制的《冰嬉图》，绢本设色，纵35厘米，横578.8厘米。此图为我们基本还原了彼时“转龙射球”的盛况。

在金鳌玉蝀桥以南的中海冰面之上，立有三座旌门，悬有“天球”。冰鞋队员们身后背着代表八旗的八色旗帜，排成纵队从门中鱼贯而过，在宽阔的冰面之上宛如一条转龙，还要在滑动过程中做出金鸡独立、紫燕穿波、哪叱闹海、鹞子翻身等高难度冰上动作。在接近旌门之时，尚需搭弓射秋，设一旌门，上悬一球，中者有赏。

通过《清文献通考》可知：乾隆皇帝对于参与冰嬉者的恩赏颇丰：“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俱由内府广储司支给。”依据前文对参加“大阅冰鞋”将士的人数达推算，加上前期培训期间的服装、冰鞋等各项开销，每岁冰上盛会所耗公帑当在数万两。

自乾隆十年前后至道光二十二年，“太液冰嬉”持续了百余年。至晚清时期，冰雪活动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

四、晚清以降，民间溜冰花样翻新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滑冰运动开始传入，逐渐与我国固有的各式民间冰嬉相结合。晚清光绪时期，张焘著有《津门杂记》，内中记述了百姓在护城河冰面上滑行为戏，“两足如飞，缓疾自然，纵横如意，不致倾跌”，甚至生活在租借中的外国人，“亦来为之，借以舒血气，甚妙”。

津门百姓如此，北京市民亦不落人后。在冬季的什刹海、积水潭和护城河冰面上，处处都活跃着溜冰者的身影；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通县潞河中学等校也纷纷在冬天开辟冰场，供学生滑冰，有些学校还有自己的冰球队与冰球场。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以“化妆溜冰竞赛大会”、“冰上表演会”为代表的新式冰雪文化应运而生；而北海、中海、南海等西苑三海相继被辟为公园，也为举办大型冰雪活动提供了场地。

旧历乙丑年腊月十八（1926年1月31日），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的第一届化妆溜冰竞赛大会在北海漪澜堂前拉开帷幕。据《顺天时报》报道：彼时的竞赛场地“周围以芦席作栏杆式，外并以席作墙，以示界限”，“场中设柱数根，上系以绳，加以万国旗”，“中复以绳继系之，其外则为踏冰者之行径，围中并无一人”，柱子外围则是赛道。

参赛者们别出心裁：有的化妆成欧洲武士，有的乔装为印度妇人，更有白菜、火锅、汽船之物在冰面滑动，皆为人所扮。“竞赛者极见精神，一踊一跃，均合步骤，及至成行跳舞时，音乐齐奏……参观者亦不下二千余人。”自此以后，化妆溜冰竞赛大会成为北海公园的一张名片。

伴随冰雪文化影响力在北京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持续扩大，1935年1月25日至26日，华北体育协会在中南海公园的南海冰场举行了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冰上表演会举行，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冰球列为表演项目，约有一千名观众前来参观，是我国首次冰上运动表演。

曾经在北海公园化妆溜冰竞赛大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有“冰上花神”之称的画家萧淑芳凭借一系列自创的独特溜冰动作，勇夺“女子花样溜冰冠军”；其曼妙的冰上倩影还被刊登在上海著名的《良友》画报上。

除了各类新奇的冰上运动会，传统的冰雪运动在民间亦颇为风靡。满族作家金受申先生在《立言画刊》的“北京通”专栏中详细描述上世纪三十年代老北京的滑冰风俗

与冰上运动会不同，“民间的溜冰，也没有冰鞋，更没有冰场，只在鞋上绑一木板，板上安两根大铁条，平民的冰鞋，便已完成，甚至穿着老头乐的毛窝，也可以冰上一逞雄姿的。以往的溜冰，不注意短跑和表演技术，虽然有时来个‘苏秦背剑’、‘金鸡独立’、‘凤凰单展翅’的花招，但没人看得重，也没有化装表演。所最擅长的，便是长跑，有时二十八英里竞赛，顷刻便来得来回的。有些人要表演他的长跑，便脚上绑上木板，由朝阳门起码，顺着通惠河，立刻溜到通州”，买上几个糖火烧，来上一罐酱豆腐；若不是小楼烧鲇鱼无法带回，这位先生肯定会买齐“通州三宝”，打道回府。

自朝阳门到通州县城，冰上往返九十里华里，相当二十八英里，全靠一双冰鞋土制，且冰面亦远不及今日冰场平滑，足见高手在民间，诚非虚言。

五、新中国冰雪文化的蓬勃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广大北京市民利用居住地周边的河湖资源，在冬季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冰上运动：溜冰刀、滑冰车、抽冰尜早已成为市民每年冬季不可或缺的休闲娱乐方式。

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北京掀起了一轮冰上运动的新高潮，逐渐形成了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龙潭湖公园、玉渊潭公园、颐和园昆明湖以及护城河、筒子河等一大批“老冰场”。

1950年1月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北京市工作委员会举办盛大的新年大联欢活动，这其中就包括组织大家到北海公园进行冰上速滑、彩旗接力等活动，尤其是“冰上长龙”堪称一时盛况。参加者在冰面之上手拉手行进，形似一条蜿蜒曲折的冰龙。此情此景，比之“太液冰嬉”的转龙射球亦不遑多让，蔚为壮观。

除了北海公园冰场，“什刹海冰场”也被誉为最具北京冰雪风情的冰场，又称“后海冰场”。每到冬天“三九四九冰上走”之期，脚踩冰鞋、冰刀的小伙伴们呼朋引伴，穿梭在冰面之上。

王蒙先生曾在其自传三部曲之一的《半生多事》中，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什刹海冰场。怹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小卖部里颜值超高的“红果汤”、服务部里免费磨冰刀四溅的火星，以及“冰场上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笔墨之间，一幅时代的画卷跃然纸上。

1955年1月23日，来自北京、天津的运动员与来访的苏联滑冰运动员一起，参加了在什刹海冰场举行的“一九五五年冰上运动大会”。“十一名苏联滑冰运动员分别在女子五百公尺、男子五百公尺、男子一千五百公尺等项比赛中做了表演进行了表演”，对促进北京冰上运动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广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北京市区内的西单、东单以及国贸都开辟了环境更舒适，设施更加现代化的室内冰场。尽管新兴冰雪运动场馆在管理服务、器械设施和安全保障等诸多方面大幅提升，但与传统的“老冰场”相较，尚未占据绝对优势。

缺少与老百姓之间缺少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是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一座座冰雪基建拔地而起，但部分居民尤其是北京籍居民对新场馆的心理认同有待加强。

以上文提及的面积达23万平米的什刹海冰场为例，2015年冬季的日均客流量保持在3000人次左右，周末和节假日更是高达10000人次，人数居高不下。许多市民认为如果冬季没有去什刹海冰场或者北海冰场嬉冰，这个冬天是不完整的。

有鉴于此，新兴冰雪场馆应该充分利用北京地区悠久的冰雪文化传统与文物资源，力争举办几场高质量的冰雪运动主题活动，打造属于自己的IP。

以国家体育场为例，近年来举办了“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包括冬奥会知识竞赛、越野滑雪比赛、雪地越野跑比赛、雪地足球射门比赛、雪地冰球比赛、雪地探险、冰场体验、极地动物、超级冰滑梯以及雪地趣味体验等多种冰雪项目，形成了自己的冰雪文化品牌。

六、喜迎冬奥会的全新冰雪场馆

自北京在2015年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办权，市委、市政府开始全面推动冰雪运动、挖掘冰雪文化，冰雪场地的建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开展群众冰雪健身活动、努力扩大青少年冰雪运动覆盖面、加快推动冰雪产业发展。

到北京冬奥会开幕之日，北京市属公园设置了冰上运动、雪地运动、冬奥主题展三大类活动，已开放十一处冰雪场地，总面积达到六十万平方米，可提供40余种冰雪活动。

以筹办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北京传承了千年的冰雪文化传统被进一步地普及开来，尤其是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全市高等学校以及中小学，纷纷组织学生们接触冰雪项目，感受冰雪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孩子们从小了解祖国灿烂悠久的冰雪运动传统。

我们不仅要向典籍中去求索、发掘，还要让“沉睡”在文物中的冰雪文化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被“唤醒”，与北京的城市文化相结合，真正做到让历史活起来，让中华传统冰雪文化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这片冰雪文化沃土实现文化与体育的融合。

2022年的冬季，北京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共谱冬奥华章，再续千年冰雪缘，一起向未来！

作者/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原文首发《北京晚报》，有改写。图片来自网络。